站在世界的屋顶

国际教育学院 郑启楠

青松寒不落，碧海阔愈澄。

——题记

提及科研，大多数人仰望其精密高深，欣赏工作者魄力过人，关于科研工作中的智慧与精神，关于求学时的信仰与经验，关于进程中的困苦与荆棘，又鲜有人提。最近，谭世宝教授作《“问-学-思”与“思-学-问”：我的人生与学术研究经验之分享》专题讲座，以“学”“思”“问”的辩证关系为核心，展现了科研工作的新形态。讲座中，我也对科研生发了许多新的思考…

最初参与科研，我也如同谭老师所说的那样，叩问一切，不求甚解，似乎对各种文字、数字都充满疑问；接着便深入学习，读文献找数据，力求在量化研究和质性分析中找到一切可以辅助的抓手；最后是思考，思考前人的研究如何与现有的工作相结合，又如何找到突破口与创新点，进一步在研究领域内探索新理论、新方法、新成果。“问-学-思”的研究路径固然有效，但总归很难做出成绩。因为问题意识导向下，应紧跟着思考探索，从问题出发再回到现实中去，如此才能真正所有成就，这也便是老师所提的“思-学-问”的研究路径。

由思辨开始，科研着手之前，先思考自己的长处，准确把握科研兴趣点和着力眼；再进一步学，有针对性地学，有的放矢地练，不必数据文献两手抓，以文献学的研究范式或数据科学的基本方法专攻某一小点，不求大成果只抓小切口，就如同许多人在网络上打趣的那样——别总想着种出新苹果，有时候能将苹果和梨结合，种出苹果梨，也是一种成功！

在取得进展时，也仍要保持理性的思考，重新回溯整个过程的研究脉络是否符合学科要求，研究方法是否准确得当，是否排除干扰性因素和主观性影响，返璞归真，以最严谨的态度对每一份产出负责，我想这是所有科研工作者都应具备的基本素质。

讲座中，谭世宝教授还分享了自己在读研读博遇到的种种困难——文献专著晦涩难懂，内容分析缺乏条理，数据无法支撑，材料出现断代等等等等。这些未曾将他打倒，但确实使他感到焦虑灰心。的确，科研之路常常难以平顺，工作者往往抹黑前行，向着未知的高远奋进。回想自己的科研之路，从一无所有的Word文稿，到图文兼具的文化教材，那些是我在无数个深夜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，一道题一道题编出来，一张图一张图绘出来的。从普通参与者到省部级项目主要负责人，从零开始到成为三次国际学术会议报告人，多年的科研之路，每一次都扎实，每一步都算数。

讲座最后，我还思考了一个看似浅显又十分深刻的问题——科研工作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又为什么要做科研？作为文科研究者，文科类的成果长期受到外界的诟病，有人称是自说自话，也有人说文字的产出无益于时代的进步，不适用于国家的发展需要。在“文科无用”的论调中，不少人动摇过、困惑过。但好在，一代代科研人始终秉持初心，为文科事业发展，为中华民族复兴鞠躬而尽瘁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汉语开始了走出去的第一次探索，最初的汉语教学，用的还是中国小学的语文课本。如今有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五百余所孔子学院和上千个孔子课堂，上万本汉语教材适用于各类教学场合，近8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。所以我想，如果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例，它是中国“开眼看世界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中国同世界连接，架构“一带一路”的语言之桥。汉语为桥，天下一家，面对多元的思想浪潮，汉教人就像是“乘风破浪的青年”，始终追求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辽阔。

科研生活充满荆棘，偶尔化身也像困难模式的游戏，如果缺乏思想指引，不免会感到惶恐、焦虑。但如果，选择逃避，沉溺安乐，浑浑噩噩就变成人生的终极道义。这个时代，就好像一个巨大的三维坐标体系，每个人都应当找准自己的时代坐标。追求个体的幸福固然是人之所趋，但若价值体系中没有社会的身影，那么幸福必然是浅薄的，短暂的。如果选择个人的青春梦想融入家国的命运、人民的幸福中，便能最大程度地远离困厄与艰难。

未来，我将走出国门，将汉语种子洒遍世界。因为志存高远，所以更心系脚下。我将始终铭记科研工作背后的那些观点、方法，以更坚定的姿态，更宽广的胸怀，表达自我，拥抱世界。马克思曾言：“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，那么，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，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；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、有限的、自私的乐趣，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，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，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，而面对我们的骨灰，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。”

熊培云先生在《自由在高处》一书中言：“我将用心于此生此地，这是我的人生，我必让它圆满，这是我的土地，我必让它自由。”站在世界的屋顶，脚下是无比热爱的百万疆土，眼里是奔赴未来的万丈光芒，所以，科研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想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答案。